專訪王守清: 把PPP當成天上掉下的餡兒餅,自然做不好

王守清：我覺得這不是PPP本身的錯。很多人沒有正確理解PPP，把PPP當成了天上掉下的餡兒餅，做PPP的動機就不對。

首先從地方政府這兒，有些人就把經給念歪了。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錢但要發展基礎設施建設，國家又不允許地方政府隨便舉債，還把過去融資平臺公司這條路堵死了，怎么辦？2013年底全國財政工作會議提出“修明渠、堵暗道”，就是地方政府可以做PPP，而且用于支付和補貼PPP項目的錢不屬于地方政府的債務，但財政部同時也規定每一年度用于支付和補貼全部PPP項目的支出不能超出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10%。

問題是，有些地方政府并沒有嚴格執行10%的上限，最后就出問題了。我以前和現在都一直在說，在全世界PPP做得最多最好的國家中，PPP不過是所有公共產品交付模式中的一種選擇，占比10%～20%，具體到我國，我覺得30%左右是比較合理的。過去幾年一窩蜂都做PPP，顯然要出問題。

除了地方政府，金融機構也有一定責任。金融機構過去幾十年主要依靠放貸的利息差賺錢，而且其經驗證明，貸款給政府最可靠，其次是央企和國企，貸款給民企最容易出問題，所以金融機構做PPP，只要政府出函、央企和國企投資者提供母公司擔保就放貸，而非基于項目本身的現金流（合規來自政府或使用者），打各種擦邊球。

此外，金融機構真正懂基礎設施和PPP的專業人才嚴重匱乏，與其人才構成不無關系。PPP是基于項目融資。所謂項目融資，是通過項目去融資，即通過期望收入、項目資產、合同權益為主去融資。換句話說，金融機構應該看項目行不行，有沒有足夠現金流，看做項目的人，看交易的條件，而不是看政府擔保和投資者母公司抵押給金融機構多少東西。

歸根到底，還是金融機構固守傳統，依賴于政府信用，依賴于央企、國企信用，不太在乎項目本身的現金流。金融機構必須打破固有傳統觀念，不能老舒舒服服地躺著掙錢，應該增強做PPP的能力。

PPP這套思路是很好的，只不過大家不嚴格、不規范地做PPP，把好經念歪了，，建立負面清單堵漏洞。

王守清：學術界有一個大概統計，如果嚴格按照92號文的要求，目前財政部PPP項目庫里將近2/3的PPP項目是不合規的，或者說有不合規的成分。但我個人判斷，把這2/3不合規的PPP項目全部清庫也不可能，估計將清掉10%左右。

如果這個項目是使用者付費的，對投資者的影響就不大。如果是政府付費的，分為兩種情況：一是簽約了但還沒有真正投入，大家可以坐下來商量整改。二是已經投入了，我個人建議，看現有投資者是否還愿意整改，即談判調整到合規為止。如果同意，就是一個重新談判的過程，如果不同意，就把現有做完的部分進行評估，把事情了結，邊界一定要清楚。然后，這個項目再采用TOT模式，政府重新找投資者。

王守清：在發達國家，金融體系、法律體系和信用體系等比較健全，投資者只需要出資占項目總投資的5%～10%做資本金即可，而在發展中國家，由于金融體系、法律體系和信用體系等不健全，一般政府和銀行都會要求投資者出項目總投資10%～30%做資本金。加上我們國家的項目資本金制度規定，投資者出資必須占到總投資的20%～25%，這些叫股（資本金），剩下的75%～80%就是債（貸款），這其實是對政府（含公眾）和放貸金融機構的一種保護，如果投資者不好好干，資本金可能損失。

但現實中，大家都在打如意算盤。比如說，工程公司和基金公司組成聯合體投標，中標后成立項目公司的時候，工程公司不想出錢，因為錢用光了，又不能讓政府出函增信，也不能讓母公司提供擔保，但又想拿到這個工程；基金公司沒有央企又中不了標，而且基金的錢又是別人的，這樣一來就成了明股實債，股和債都是借來的，這對政府、公眾和放貸方都很危險。事實上，在我國，出1%的股份和不占股份（即0%的股份）是有本質區別的，如果投資者出了1%的股份，就往往意味著要承擔連帶責任（特殊情況除外）。

所以，，要堅持并強化對資本金的管理。任何投資項目、任何金融活動，自己要投入一定的自有資金，再進行適度的融資，這是必須守住的底線。不能讓政府的各種公共性基金作為資本金，更不要讓社會資本用借款作為資本金，然后再用銀行資金做運營。

王守清：限制央企，是必須的。在我國PPP領域，完全排除央企和國企，是不合適的，也不符合國情。但是，如果一直由他們主導，不對央企和國企加以限制，必然會出現目前的兩個結果，一是國進民退，二是較難實現“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和效率”這一PPP本質要求。

至于對民企是否利好，我認為，這一輪清庫整頓，合規項目總量在下降，但受限于192號文，央企參與的項目總量也在下降，這是一個雙降的過程。因此，實際上大的格局沒有大的變化，民企的機會不會增加很多，會有一點增加，也是為那些有實力的民企準備的，對那些差的民企而言，即便是央企國企不做的PPP項目，他們也沒有機會。

王守清：我記得，2003年我剛回國，和央企、國企的負責人交流時談到，國際上頂級的承包商，其50%收入來自傳統業務，50%收入來自非傳統業務。非傳統業務中，30%收入來自PPP，20%收入來自其他衍生業務?，F在，我則提新的一種說法即“三三開”，好的央企工程公司，1/3收入來自海外業務，1/3收入來自傳統業務，1/3收入來自PPP，但是海外業務中有大量傳統業務，也有PPP等業務，主要是比例問題。

所以，作為一家大型的央企工程公司，應該重視PPP業務，因為建筑業是波動性很強的夕陽產業，要么往上游走去投資，要么往下游走去運營，不能都干了承包活就跑。我當時總用3句話說服他們：做承包相當于收人頭費，做的規模越大，錢賺的越多，但最大的問題是饑一頓飽一頓；做BT相當于批發，拿到一個BT項目，三五年都有活干，干完項目政府花錢回購；做PPP相當于零售，如建設好一條高速公路或者修建了一座發電廠，就可以收過路費或者賣電30年，這就延長了業務期，還規避了波動性，當然不是只做PPP，也并非所有的項目都適合PPP。

隨著92號文、192號文連續出來，有些有戰略眼光負責任的央企、國企的高管坦言，過去幾年做PPP就是為了拿承包業務，但現在他們也意識到了問題，開始考慮長久以后該怎么辦。我的回答是，請他們記住幾個數字。

“30%”。PPP不是天上掉下的餡兒餅，我國所有公共產品中約30%可能做PPP，如果不要這30%的業務也可以過得很好，那就可以放棄PPP。

“50%”。一個特定國家的一個大型工程公司發展到不同階段時，它的各種業務模式占比是不一樣的，我們現在就應該考慮發達國家承包商的50%比例，即50%收入來自傳統業務，50%收入來自非傳統業務包括PPP。

“10～20年”。目前，在我國大中城市，基礎設施建設還可以干10年左右，在西部地區還能干20年左右，那么20年后大型工程公司幾十萬的隊伍該怎么辦？要么大量人員改行，要么拓展其它衍生業務，要么就“走出去”，到非洲、拉丁美洲。但“走出去”的問題又來了，誰愿意去？特別是幾十年獨生子女政策后。所以，不能光做承包，還要有能夠持久的東西。

不論對央企、國企，還是對民企特別是工程公司，把握住“30%、50%、10～20年”這幾個數字，將會對企業長遠戰略布局產生重要影響。